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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首要问题是粮食分配。骤然增加近一倍人口，原本充裕的存粮立刻变得捉襟见肘。若按旧例简单均分，势必引发旧人的不满，认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被“不劳而获”者侵占；若区别对待，又难以安抚新降者，无法收拢人心。

    胡汉与张凉、杨茂等核心人员商议数日后，颁布了新的《谷内贡献分例》。他摒弃了简单的平均主义，引入了更细致的衡量标准。

    他将谷内所有劳作分为数等：如垦荒、建造、作战、高危技术（如锻造、火器制作）为“上功”，日常耕作、制盐、巡逻、运输为“中功”，后勤杂役、辅助劳作等为“下功”。每完成一定量的劳作，经队正核实，便可获得相应的“工分”。同时，作战勇敢、技术革新、提出有效建议者，另有“特功”嘉奖。

    每日口粮的分配，便与这“工分”紧密挂钩。完成基本劳作额度者，可得基本口粮，确保生存；超出额度、工分高者，则可获得更多粮食或偶尔的肉食、细盐作为奖励。而对于伤、病、老、弱者，则设有一条保障底线，由公中拨付基本生存物资，体现集体的温度。

    此例一出，谷内哗然，尤其是部分野熊谷旧人，觉得凭空多了许多规矩，远不如之前按人头分配来得简单。但胡汉态度坚决，他召集全员，耐心解释：“乱世之中，力强者、劳多者，若不能多得，何以激励奋勇？然鳏寡孤独，亦是我等同袍，岂能坐视其冻馁？此例，求的乃是一个‘公’字，论功行赏，按需济困，方能长久！”

    他让张凉、杨茂等人率先严格执行，并公开记录每个人的工分。几日下来，人们发现，只要肯出力，确实能吃得更好，那些原本有些懒散的新降者，为了挣得更多工分，也变得积极起来。而基本的生存保障，又给了所有人一份安心。反对的声音渐渐平息，新的秩序开始缓慢而坚定地取代旧的习惯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技术的传播与人才的发掘也在加速。胡汉并未将制盐、锻造等关键技术垄断在极少数人手中，而是有选择地向下扩散。他让杨茂从新降者中挑选出几名曾有铁匠、木工经验的匠人，纳入工坊，一边劳作，一边学习改进后的技术。制盐的工序也被分解，更多人参与到取土、过滤、曝晒等环节中。

    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个名叫孙木根的新降者引起了胡汉的注意。他年近四旬，沉默寡言，原是赵胥军中负责修理弓弩的匠户，对器械结构有着惊人的理解和巧思。在协助杨茂改进弩机时，他竟提出了一种简化上弦机构的想法，虽不成熟，却让胡汉看到了闪光点。

    胡汉当即提拔孙木根为工坊副手，专门负责弓弩和各类器械的研发改进，并给予其“特功”奖励。此举极大地激励了新降者，让他们看到，在这里，只要有真本事，就能获得尊重和地位。

    人口的增加也使得“希望坡”的垦荒计划得以大力推进。更多的土地被开辟出来，除了粟米，胡汉还让人尝试播种了之前找到的豆类和一些耐寒的菜蔬。他还根据记忆，指导人们制作原始的骨粉、草木灰混合肥料，以期提升地力。

    站在日渐扩展的田埂上，看着新旧面孔在一起奋力劳作，听着工坊里传来的叮当声和操练场上的呼喝声，胡汉知道，最危险的整合期正在平稳渡过。一套更具活力、也更复杂的体系正在野蛮生长。

    然而，他并未忘记张凉带回的关于那个占据铁矿荒村的流民团体的信息，也记得赵胥逃亡时那怨毒的眼神。内部的整合是为了更好的生存，而外部的威胁，从未真正远离。

    野熊谷像一棵根系渐深的树，在乱世的土壤中努力汲取着养分，等待着迎接必将到来的风雨，也期盼着能长得更高，望得更远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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